十年

    “喏，就是坐在痰盂罐上唱邓丽君歌的那个咯。”
    七十年代末，外婆总是向亲朋好友街坊邻居这样说，以此区分哥哥和我。那时，我约莫三、四岁的光景，却能一字不漏地唱齐家里五六盘磁带上所有邓丽君的歌──最好的发挥真的是在被安置在痰盂罐上拉大便时。
    在那个岁月里，“香港”两字之于外婆，是外币对换券和丰富食品，之于妈妈和阿姨是新潮时装，之于爸爸和哥哥是漂亮邮票，之于我，是乐高。而“香港”二字之于我们全家所有人，则有一个代名词──邓丽君。
    因着有众多香港亲眷的缘故，我家算是打倒“四人帮”以后上海第一批接受邓丽君的家庭之一。从我懂事开始，我就知道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那台香港带回来的四喇叭三洋录音机，最好听的东西，是那几盘从香港亲眷那里翻录来的TDK的磁带，那里面，有个叫邓丽君女人，和她甜美至极的歌声。现在想来，邓丽君是我人生关于音乐的启蒙，以及，对于一个男孩的关于性的初识。
    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十亿人民在七十年代末得到重新发育的时刻，都可算是从邓丽君身上得到这两样东西的启蒙的。那是一种带了偷窥和犯罪感的奢华享受，所以后来有了“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的民间顺口溜，表面上是阶级斗争、“西风压倒东风”的意思，其实说白了上下两句都是对新生活的渴望，那种渴望在当时，最易得最切身的榜样是香港，以及“香港的邓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