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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之双城随想

    四月七日早上。上海的地铁和通勤车里开始有人带口罩，在这个城市的主流媒体终于开始报道非典型肺炎后，人们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几个月来一直活在充满着一招致命尚无药可治的病毒的空气中。天有点阴，虽然可以肯定九点以后应该会有太阳，但是在确实见到阳光之前，空气是恐慌性的凝固。我没有带口罩，我甚至有点庆幸在上海还有地铁坐，前几日，香港的亲戚打电话来说，香港的地铁停了，香港的学校停课了，香港死了几百个人。那是一个劝我父母取消香港旅游的电话，隔天，父母考虑再三，终于取消了原定四月二日的香港行。
    四月二日吗？四月二日的几小时以前，香港，一位最追求完美的男子自中环文华酒店二十四楼纵身跃下，结束了他委婉迤逦的人生，同时也结束了香港最异色的时代。四月二日，上海的风很大，报摊上的报纸被吹得四散，所有的报纸上只有一个套黑的名字。
    四月七日早上。每份早报上除了战争和自戮，总算有了一版前夜的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报道。我根本没有兴趣看任何奖项的结果。这是香港历史上最灰暗的一届金像奖颁奖，是急景残年的自我安慰。我唯一看到报章报道：黄秋生在领奖时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我听到我自己发出一声很沉的叹息。
    我的整个在上海的童年，是在对香港的极度神话和向往中渡过的。在我年幼的记忆里，对香港的印象，是烙印在每一个从香港寄回来的包裹里的，是烙印在邮包里各式妈妈和阿姨不敢穿上街的时装里的，是烙印在花花绿绿包装的品客薯片、sugus瑞士糖和蓝罐曲奇（这些名字当然是90年代中期大陆有卖这些东西后才知道的）里的，尤其是烙印在那些藏在衣服夹层里如我生命的乐高积木和模型小汽车里的。我记得，每年都有香港的姨公姨婆阿姨阿夫回到上海，进门例牌会说说上海如何古宿老土，说说我们家六个人挤着的石库门二楼如何千疮百孔，说说我们家操的中山腔广东话如何难听。然后扔下一大包穿过但是仍然新潮的衣服、品客薯片、sugus瑞士糖和蓝罐曲奇、乐高积木，再暗暗塞了几张外汇兑换券给外婆，然后叫车去酒店。隔日，我必会被大人领到新雅粤菜馆或者杏花楼，和所有上海的亲戚与这些香港姨公姨婆阿姨阿夫见面，然后就能吃到最好吃的滑炒虾仁。

    在我整个童年的记忆里，每次被外婆带着路过华侨商店，都有很多人追着我们，问我们要兑换券。外婆说，用兑换券可以在上海买到最好的香港的东西，一般上海人是根本看也没看见过的。在我整个童年的记忆里，每个星期四，外婆都会拉着我，走到家后门的派出所，去申请香港定居，每个星期四，从来雷打不动，在我的年幼的想法中，申请去香港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因为香港是天堂，是很难去到的。外婆终于没有能够定居她一辈子向往的香港，我那时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要去香港，去这世界上最富足，最美丽的地方。
    一九九八年，当我真的踏上这片曾经心中的圣土，神话却在一星期中崩塌。香港那挤逼的空间、潮闷的空气、明热暗冷的人情、大街上冷漠的眼神、弥漫着腐烂生果臭味的铜锣湾、午夜两点的飙车、高速到令人眼眩的地铁电梯……，全部淹没在维多利亚湾倒映着极多灯彩的夜海里。
    这几年里，母亲曾多次让我再陪她去香港，我总是寻找各种理由推脱，包括这次他们的四月二日计划。
    这个月所有关于香港的电视新闻里，是一片口罩的世界。甚至，素以“滥”闻名的香港传媒开始炒作香港公众人物的“口罩形象”。当一个城市的瘟疫和恐慌都被娱乐，那这个城市或许只有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命运了。这个年度，对香港是那么黑暗，SARS、战争影响带来的经济下滑、偶像的失去，或者还有可能将会通过的改变人们想法的法规，等等。
    突然想起香港导演关锦鹏几年前的晦涩电影《有时跳舞》，竟然，是谶言。
    黄秋生在香港电影金像奖领奖时说的，是狄更斯巨著《双城记》中的名句：“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使人绝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充满了一切，但什么也没有；我们一直走向天堂，也一直走向地狱。”

*记于2003年SARS蔓延和张国荣自戮之时。